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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我看着屏幕上的代码，光标一闪一闪的。

　　“……就说我在忙。”

　　陈主任没多问，点了点头出去了。

　　过了半小时他又回来：“他说他等你。”

　　我没抬头：“让他等吧。”

　　那天晚上我走出实验室的时候，门口的警卫递给我一张便签，上面写着一串号码，字迹很陌生。

　　你哥哥留下的，他说让你回个电话。”

　　我随便把便签折了折，塞进口袋里。

　　第二天早上洗衣服的时候发现，碎纸片被洗衣机搅成了糊。

　　又过了几天，我妈的电话辗转打到了陈主任那里。

　　那天陈主任在食堂找到我，神色有点为难。

　　他拍了拍我的肩，声音压低：“你母亲打电话到基地了，情绪很激动。”

　　我夹了一筷子青菜放进嘴里，嚼完了才说：“您怎么回的？”

　　“我说你正在参与保密项目，不能对外联系。”

　　“谢谢。”我放下筷子，“以后她的电话不用接了，直接挂断就行。”

　　陈主任看着我的眼睛看了几秒：“念秋，如果家里真的出什么事了……”

　　“不会的。”我端起餐盘站起来，“他们找我，只会是为了别的事，不会是因为我。”

　　那天下午，陈主任默默把前台电话转接的设置改了一下。

　　从那以后，家里再没有电话打进来过。

　　又过了小半年，基地收发室收到一个包裹。

　　寄件地址写着我家老宅的地址，寄件人是我妈的字迹。

　　同事帮我签收的，放在我宿舍门口。

　　我下班回来看见那个纸箱，用脚踢了一下，轻飘飘的，不知道装了什么。

　　那箱子在门口搁了三天，第四天我拎起来扔到了楼下的废品回收站。

　　后来听基地后勤老刘说，他在垃圾桶里捡到一条针织围巾，灰蓝色的，针脚很密，看着是手工织的，干干净净没人动过。

　　他拿回去给他媳妇了。

　　我听着，手底下的代码一行一行跑过去，没有停。

　　第五年秋天，项目组内部做了个小的阶段性汇报。

　　我们开发的加密系统通过了第一轮实战测试，陈主任破例开了一瓶白酒，给大家一人倒了一小杯。

　　“同志们，两年了。”他眼圈有点红，“这只是开始，但是个好开始。”

　　同事们碰杯的时候，我站在窗边喝了一口。

　　酒辣得呛嗓子，我咳了两声，眼泪被呛出来，但嘴角是往上扬的。

　　第六年春天，项目的关键节点突破了。

　　新的加密系统通过了国家验收，以“高可靠性高抗破解性”的评语正式列装。

　　那天全体项目组成员的照片登上了国家级的科技报，头版头条，配了半版报道。

　　报道里写了我们这六年的封闭攻关，写了团队的辛苦和坚持，也写了每个人名字。

　　赵念秋，三个字印在报纸上，铅字清清楚楚。

　　我留了一份报纸压在桌板底下。

　　不是为了给谁看，只是想告诉自己，原来我这个人，也是能做出点东西的。

　　报道出来后第三天，一个陌生号码打了进来。

　　我接起来，对面沉默了三秒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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